3.15日晚上7点，“新文化运动”专业系列讲座·新闻专场在仙二122举行。
韩剧《太阳的后裔》正在热播，电影《疯狂动物城》依旧疯狂上映，课业忙，活动多，还赶上了一个可以将之前那么多日子损失的消费者权益都补回来的大好日子……似乎有许许多多的理由将我们捆绑在各种各样的事务当中，无暇坐下来安安静静地读一篇新闻，更不必说再花上两个小时去听一场讲座了。
况且，讲座最开始，同学们还惊讶地发现自己被骗了！徐慨教授告诉大家虽然讲座起了“新闻背后的新闻”这个题目，但并不是他真正想讲这个题目——徐老师真正要讲的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做新闻”。
这个看上去很简单、很初级的问题，却让徐老师感到是一个迫切需要跟同学分享的话题，因为徐老师在教学中发现，不少自身素质很好的新闻专业学生直言不讳地表示“我毕业后不会做新闻”，言谈之中流露出对新闻环境的失望、对职业前景的不看好和对现实压力的担忧。
徐老师说，学新闻的人迟早要面临一个选择：
是选择做一个浑浑噩噩的傻白甜，还是做一个虽然有痛苦、有缺憾但感觉更真实、活得更明白的人？是选择活在小确幸的世界里，还是要做一个关注现实、关注他人、“敢于面对惨淡人生”的守望者？这样的选择，不仅仅是职业上的选择，更是精神层面的选择，即你会以一种什么姿态、积极地还是消极地参与公共生活。
我们为什么（还）要做新闻？
因为做新闻是我们了解社会现实最直接的方式之一
2000年左右，《新闻调查》栏目的观众来信，主要反映的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刑讯逼供、司法不公、暴力拆迁，当后来出现的很多极端的、惨烈的个案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媒体人，已经感受到了当时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几个痛点。
这就是为什么像《范李之死》这样的选题会进入我们的视野，并最终在《新闻调查》开播五周年的时刻播出。一个24岁的青年，被带进派出所9个小时后离奇死亡，事情发生在1983年，他的母亲李裕芬为弄清儿子的死因连续十八年申诉、上访，从黑发到白发。《新闻调查》相关报道播出后并没有改变李裕芬的命运，老人家已经84岁，至今仍然在上访路上，范李之死仍然是一个谜。虽然报道没有改变个体的命运，但是，在1983年的那次“严打”以及后来的几次“严打”所造成的冤案、错案陆续得到了纠正，尤其是以孙志刚事件为契机，劳教制度被废除，都与新闻界、法律界的持续关注有关系。尽管我们从“重庆打黑”的李庄案中龚刚模的供词中可以看到，刑讯逼供现象远没有绝迹，但是总体上势头得到了遏制。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当年股市中的“蓝田股份”，在短时间内经过一系列的欺诈，编造业绩，导致股价狂涨，成为股市中的神话，2001年，中央财经大学的学者刘姝威用600字短文，成为第一个戳穿蓝田股份造假骗局的人。在《新闻调查》播出的《与神话较量的人》中，秉持专业精神、看上去无比坚强、无所畏惧的刘姝威在讲述两位民警不顾危险前来保护自己的时候，不禁潸然泪下。通过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你不仅可以比别人更真切地看到当年中国股市的乱象、监管的乏力，更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义无反顾和担当。
我们为什么（还）要做新闻？
因为新闻是推动社会进步最直接的方式之一
徐老师在1993年报道过天津大邱庄命案中的禹作敏，禹作敏身为乡镇企业发展中农民企业家的标志性人物和改革“典型”，独霸一方，“私设公堂，非法拘禁，使人致伤致残致死”，这起案件对于当时的社会极具象征意义，即当时社会沉迷于发展经济摆脱落后的热潮中，却忽略了社会的公平、秩序和权利的保障需要依靠法治。做这些报道和后来的《范李之死》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要把国家向法治社会的方向推动。
徐老师当年在《新闻调查》对“希望工程”挪用捐款的报道、对“黑哨”内幕的追踪、对同性恋群体的关注，每一次报道，都是长期关注的结果，每一个节目的播出（有的干脆没有播出），都不可能对社会的改变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种长期的关注和持续报道的努力，迟早会推动社会在后来的某个时间节点上发生你期待的改变，回顾过去十几年的社会变化，这样的感触会尤其深。
即使有些问题至今没有改观，也不是放弃的理由。徐老师举了获得奥斯卡大奖的影片《聚焦》的例子，教职人员猥亵儿童的问题持续了几十年，媒体也一直有报道，但是教会依然故我；甚至在媒体再次全面曝光这一事件、法庭被迫公开有关档案、数千名受害者向媒体爆料的时候，“主教”依然沉默。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很多我们痛心疾首的问题可能还是不能得到根本解决，甚至不了了之，但是，我们能因此就说，记者的努力是没有意义的吗？
我们为什么（还）要做新闻？
因为这是我们丰富人生阅历最直接的方式之一
当真正做一名记者时，你会经历很多你原来想都没想过的事情。
你可能为了采访一位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的殡葬化妆师，你会在殡仪馆，跟着殡葬工人一起给死者整理仪容、化妆，一起推遗体、布置灵堂，与死者家属一起送死者最后一程；你可能会听到女化妆师说，“其实，活人比死人更可怕”。
你可能为了报道洪水中的一次救援，在漂着死老鼠和粪便的齐腰深的积水中，举着你的摄影包跋涉前行。
你可能听到“不顾偷渡客死活”的蛇头亲口跟你说，其实，最在乎偷渡客生命的就是蛇头，“因为只有他们都活着，我才能收到钱”。
你可能会听到市委书记对着你的镜头说，“清官不好当，就像你一个人在守一座城堡，所有人都从外面向里攻，包括你的家人”。
你可能会听到一家被四处驱赶的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说，“多一所学校，就少一所监狱”；你也可能会听到一个受到了歧视的二年级的农民工子弟，噙着泪水咬着牙对着镜头迸出两个字：“我恨！”
徐老师说，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恨”埋在一个孩子心里会长出什么，但这样的表达本身就足以让采访者感到震惊——做新闻的人，常常借由采访对象的人生，感觉自己像是活了几辈子。
在互动环节，徐老师谈到新闻理想时说，所谓理想，不是在你顺风顺水时对未来的一种想象，不是一碰就碎的玻璃心，而是历经百转千回、即使不成功你也不后悔，那才是你的理想。
讲座最后，徐老师说，自己就是因为年少时看了一位记者的一篇报道，全身像被击中了一样，从此立志要做一名记者，才投身传媒这个行业。尽管很难，但他还是希望自己当天讲座中的某一句话能够“击中”某些人，“骗到”某些人继续做新闻。
“只要中国的社会转型没有完成，新闻就还有得做，也值得做”。
文字|凤羽桐
编辑|苏奕文
原文链接：http://mp.weixin.qq.com/s/cv9E7GqpWCgJmIitgEqzTA
